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佛: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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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4-01-05 23:17:47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胡佛,近日接受采访,论述两岸关系。

   胡佛,年83岁。浙江杭州人,寄籍江苏扬州,1949年赴台。台大法律系毕业,美国爱摩瑞大学政治学硕士,台湾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61年起任教于 台大政治系,并曾任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胡院士先治宪法学,对中华民国宪法、美国宪法判例法、司法行为学着力甚深;后专攻政治行为学,对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以及政治体系变迁,发展了一系列原创 性的理论架构,并开风气之先,筚路蓝缕推动经验性政治行为研究,为台湾政治变迁及大规模“跨国性政治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学术成果深受国际推 崇。此外,胡院士还参与创办《思与言》杂志及澄社,推动台湾学术界人文精神与治学规范的提升,并著有数百篇政论散见于各大报章杂志,为维护自由与 人权、落实民主宪政、促进两岸统一大声疾呼。其傥论经常有违于台湾当局及社会一般泛论,然随时间而益显其先见之明。

   胡院士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择善固执又恬淡自守;近年尤忧心于两岸关系发展之瓶颈。特将其深刻的思虑以专访形式刊出,以飨读者。本文由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推荐。

   国家与自由人权并不互斥

   问:在统独问题上,台湾许多人或主张维持现状、不统不独,或抨击大陆鼓吹国家主义(大陆称为爱国主义),质疑两岸何以不能分开来和平共处;但面对大陆的复 兴,又越来越焦虑。中国要统一,有无理论上必然的理由?

   胡佛院士答:海内外包括大陆不少讲自由人权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是邪恶的;各国如果都像希特勒那样强调国家主义,会引起国际冲 突。港人上街反对港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基于此。这个误解不解决,对统一来讲就始终有个结。

   一个政治体系可分三个层次: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其上是政府;最上面是公共政策。国家统一的问题必须在最根本层次上思考,先了解国家的本质,然后一 步步往前推,才能理解为什么要统一。

   首先必须了解:国家是所谓的“生命共同体”。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国家是人的集合体、人们生命的共同体。人由父母所生,组成家庭来相互照顾、延续生 命,人类天生就是群体的动物;然后由家庭发展为家族、村落、氏族、种族、国家。人群组成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主要目的就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实践生 命的价值。换言之,国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之善”。

   所谓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价值,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丰足的生活,即中国人说的“丰衣足食”;这是生理上、物质上、经济上的根本,否则生命无法维持。第 二是平安的生活,这是能够进一步让福气更多、预测未来生活亦可丰衣足食的前提,所以中国人说“平安是福”。第三是亲和的生活,亦即中国人常说的 “亲爱精诚”;互相友爱,才能精诚共处。第四是尊严的生活;感觉自己有价值、受重视,才能有尊严。第五是志趣的生活,也就是能够实践我们的潜能、 抱负、兴趣的生活,所谓“志业有成”。以上五者综言之,就是“富强康乐”。

   然而要达到上述的美好生活与生命价值,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人群必须互相接纳、彼此认同,愿意共同经营这个具有政治性的共同生活,这就要在国家认同的文 化基础上发展国家道德观;所以说:国家也是一种“道德共同体”。一方面,人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互动,自然会培养出共同的认同, 认为彼此都是其中一份子,于是能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生命价值的发扬,并进一步认为这么做有价值、合乎道德;另一方面,这个共同体也会反过来 在道德上要求其成员不离不弃,承诺共同推向美好。即使国家有难,成员亦有责任献身去除国难;此时若撒手离开,则不道德。所以,我同意亚里士多德的 看法,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而国家的道德观,其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国家的凝聚与统合。

   道德既是一种要求,国家既然有道德性,自会产生国家主义,将“小我”的互爱,扩大发展为对“大我”的国家共爱,也就是大爱。这种大爱即是“国家主义”或 “爱国主义”的核心道德。在这个道德基础上,我们对国家负有责任,所以美国肯尼迪总统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传 统中国天下观之下的中国人,像顾炎武则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问:您的意思是,国家主义不可能消灭,我们也不应反对?

   答:国家既然是“必要之善”,国家主义便有人群共同生活的具体生活基础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质疑其是非;“国家主义”的本质,实是在“世界大同”之前的普世 价值。反之,我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萎谢论”则甚为空洞,不可能实现。

   正因为“国家主义”的道德与亲和生活的需要相合,并不是一种虚空的观念,所以我们常看到世界各地的爱国主义运动;在本质上,这是无法消灭的。尤其一旦内乱 外患危及国家生存时,爱国主义就会兴起,牺牲一点平常属于个人自由的作法就可能出现,因为维护国家生存是最根本的、涉及人们生命价值的问题。

   问:国家主义如何会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变成支持纳粹罪行的思想呢?

   答:有些自由及人权论者因为德国希特勒等侵犯他国的强烈扩张主义、种族主义,而怀疑、批评国家主义,主张只讲人权。然而“国家主义”并不就是极端的国家扩 张主义(chauvinism,或称为沙文主义)。将两者混为一谈而反对国家主义,实出于对国家主义本质不够了解。尽人皆知,个人的自由不能妨害 他人自由,否则就是不当、是犯罪,这在宪法有规定。国家之间亦然,不能因为一国的发展而妨害到他国的生存发展,否则即非自由的本意,而是扩张主 义、不当的行为。两种自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与不当之间,国家主义与扩张主义之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应混淆。

   国家是由很多小我在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我。大我提供小我追求美好生活的途径;每一个小我则须对大我做一些奉献,包括责任、爱护、参与发展等等,以维 持大我、让大我得以自主地运作。而我们在国家的基础上成立政府,政府就是帮大我做决策及执行的机构,受人民委托而掌握许多权力。

   大我的国家要能自主地运作,就必须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这种自主就成为国家的自由。一般西方所谓的民主政府,是指掌握政府的权力操之在民;所谓的自由,指 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政府不要管太多,要“小政府”、而不要“大政府”,因为政府管多了,人民的自由就相对地减少了。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是着重 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关系都还是在国家的“大我”这个基础层次上面的另一层;很多人都忽视了国家这个更基础层次的自由。

   国家层次的自由,是指一个国家不能受到他国的控制与干涉;否则这个国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重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个人“小我”自 由,更应重视国家的“大我”自由,因为如果国家遇到内乱、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运作的自由,必然无法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及社会的安 宁。如此看来,国家的自由可称为“大自由”,是大我透过国家这个政治团体行使的集体自由;人民的个人自由则是“小自由”,只是针对国家统治机构的 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权力不要限缩个人自由。从政治体系看,“大自由”与“小自由”不在同一层次,“小自由”必须有“大自由”来保障,两者并不互 斥。

   一般单纯幼稚的自由主义者因无法区分自由的层次,才对国家主义产生误解。有不少人看我往昔提倡自由主义,便很困惑我现在为什么老讲国家统一,这也是把二者 混为一谈,不明白我谈国家统一乃因重视根本的、国家层次的集体自由。我在政治体系研究里,首先谈的就是国家这个最基础的层次。早年胡适等自由派不 论再怎么反对一党专政、共产主义,也不曾反对中国、抛弃中国。记得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的日记本内页还写有“我爱中国”四个字,就是这个道理。

   对国家不应持功利观点

   问:很多无法认同中国的人都会问:如果国家不好,为什么不能离弃它?

   答:西方观念中,早期希腊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个善,已如前述。但是中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对于国家的看法转为功利。例如霍布斯的“契约 论”,主张“自然状态”是永无宁日的弱肉强食,人们为了终止此一状态,遂共订契约组成国家来统治这个社会整体;国家被视为完全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 而存在,这就是功利的看法。到了洛克,把国家视为“不那么坏、也没那么好、但总比没有好”,还是功利的看法。但洛克把社会契约分为两重,第一重是 组成国家,第二重是成立政府,于是国家与政府已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研究政治体制的分析架构、以及前述大我自由与小我自由的区分,就较接近此种观 点。

   但我认为,人们对国家若只抱持非常功利的想法而没有道德承诺,人类的生命价值就提升不了。例如,日本侵略中国,如果我们抱持功利观点而接受优胜劣败、弱肉 强食、西瓜偎大边,接受被日本征服或傀儡政府统治而不抵抗,大自由和小自由都会被剥夺,人民变成亡国奴,仅能拥有一点点被施舍的自由,于是尊严的 生活也被剥夺。在这样功利的观点下,道德是非荡然无存,社会也会变得残酷无情。

   台湾民众在日据时代,殖民政府消灭了民族与国家的大自由,仅施舍民众既不平等,更欠所谓小自由的待遇,可叹一些搞台湾主义、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特别不能看 大,失去了国家主义的道德观。

   国家认同是道德问题

   问:那么,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什么特点?对统独观念有何影响?

   答: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但是国家并非单纯由个人堆栈而成,而是很多族群随着时间不断融合、互相调整 而组合。

   中国的信史起码有3500年或更久,其间族群组合慢慢扩大。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族关系,说“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连交朋友也要经过拜把,才 是至交。中国人特有的“兄弟之邦”观念,认知到天下不只有我一个族群,并对不同族群称兄道弟,希望彼此有家人似的感情、互相友爱的基础,即是中国 人组成国家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结成邦联、联邦等的形式。而这也使得“中国”与“中华民族”在概念上重叠,直到清朝仍随时间不断发展。譬如我就有满 人血统,但我对此就毫无特殊感觉,只觉自己是中国人。

   国家融合的第二个因素,是“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人有很长的历史,颠颠簸簸,留给我们很深的记忆、很多道德观念,所以中国人很珍惜历史经验,对历 史有感情。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就注意到:去除历史记忆,对国家的感情、对国家的道德是非就受损了。

   国家融合的第三个因素是空间。人群随着时间而扩大生活互动空间,慢慢形成“疆域”。山水田园我们赖以为生,使我们对乡土自然怀有感情,即使是穷山恶水也 爱。诗词歌赋里都有怀乡之作,可见一斑。

   人、历史、地缘,三者都让我们产生感情。而感情提升后,就是道德。三者加起来,使我们对国家凝聚的道德感更强,让我们不想离开这群人、这段历史、这块乡土 国家;这些都构成国家主义的内涵——并非如幼稚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国家主义就是战争、扩张。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远、地广、人众的国家(估不论还有其他成就),内部自然发展了相当高度的认同。而这些对人、对历史、对领土的感情,也变成了道德的一部 份。所以我们常说“领土是神圣的”,不可丢失;说民众是我们的“同胞”;说历史是我们不应遗忘的记忆,要站在正确的立场。

   以上了解了,再来谈台湾,就比较好谈了。

   台湾大多数人本是移民来台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就是同胞。有些台湾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会感觉与这些人之间有了严重的认同与文化隔阂、 道德是非的冲突,而中国认同越高者,越感到这是有道德问题的汉奸。史明(观察者网注:台独团体“独立台湾会”创始人)《台湾人四百年史》把台湾史 视为与中国历史分离,只有四百年;但在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台湾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与中国其他部分彼此互动并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历史 教科书当然也应从中国历史本位的道德观出发,“灭人国、去人史”的日本当然是作恶的侵略者,《马关条约》割台当然是不能原谅的暴力胁迫结果,日本 对台统治当然是不道德的占据。空间上,中国人当然把台湾视作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对台湾宝岛、包括台湾所有的动植物都抱有感情。所以,若否认台湾的 人、血缘、文化或环境空间为中国的一部分,就伤了中国人的感情、触犯了中国人历史的道德观;台湾去跟美日联手,对整体中国人而言就不光是在感情、 道德上背叛了中国,还因帮了美日而妨害了整体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问: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

   答:过去日本人先有计划地用皇民化的教育来抹去认同中国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后,二蒋又基于国共内战之需,一方面为丑化中共而连带伤及对整体中国的感情, 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从整体中国立场来看),出让了局部的大自由(国家主权)给美国。现在,则美、日还想继续控制台湾,将其历史观、价值观灌输 给台湾,并藉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唯美国人马首是瞻,有形无形都受控于美国,等于是变相的殖民地,根本没什么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 又如此混乱。我们老说大陆没有自由,但是台湾的自由何在?

   现在大陆在大自由的层次比较有自由了,小自由的层次则常有争议。即使在西方国家,小自由究竟有多大也是有争议的。实际在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内乱、外患或重 建国家的过程中,民众常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国家自主、自立的大自由上,而牺牲某些小我的利益,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实践。在二次大战时,英美等国也是如 此。个人小我的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必须考虑到他人自由及国家安危,而有所调整,绝对的个人主义、绝对的自由,往往变成放纵而妨害到旁人,变成民 粹,使政府没办法做事。

   当务之急就是促统

   问:综上所言,统一既然是必要之善,那只凭经济、利害关系,无法促统吗?如果是,我们该怎么做?

   答:是的,不论对台湾、对大陆、抑或对整体中国而言,中国统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们提升生活、实践生命价值的方法。

   而中国要统一,必须首先清理问题的根源、培养统一的条件。人、历史、地缘三者,都涉及感情、认同、道德三个部分,彼此相连不可分。所以,应针对影响台湾人 对中国人、历史、领土疆域的感情、认同、道德感之环境因素,首先进行清理与改善。这又分为三方面:

   一、文化环境。文化,我称之为belief system;不论广义或狭义的文化,两岸的文化要交流、连结起来,形成多数人心理上的共识,使彼此成为能够相互合群、共同凝聚的共同体。这方面,媒体、 教科书非常重要;而媒体尤为重中之重,因为一般人都看电视。有志之士在今天台湾这种环境下,必须多作努力。

   二、经济环境。经济是很现实的面向。目前台湾经济已完全离不开大陆,台湾的丰衣足食已与大陆息息相关,越来越是一体。前不久《中时》刊登李光耀的访问。他 说:在东南亚不论哪一国,经济上都已受到大陆磁吸效应影响,以后东南亚的经济体绝对是以大陆为主;位居东北亚的日本,同样会被大陆吸走;韩国亦 然。这是政治现实。他强调,大陆依其规划按部就班地发展着,而且与他国正常交往,不像美国爱四处打仗;中国大陆崛起是必然趋势,与大陆友善才是明 智之举。台湾有些人抗拒ECFA、服贸协议;我们应在观念上改变、实事求是,两岸共同经营丰衣足食的经济生活。

   三、社会环境。虽然两岸已有很多交流,但是陆生、陆配、自由行的陆客受到歧视,在在呈现两岸社会的隔阂,显示改善统一的社会环境还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我们应先在“人”方面讲民族大义,在“历史”方面强调共同历史观,在“地缘”方面主张两岸是共同的乡土,并加强上述几个环境因素配合,来凝聚国家共同体的 共识。这是基本面,属于国家共同体的层次,然后才能进而谈到共同体内部政治结构问题。换言之,在没有解决国家认同与主权统一之前,现在去谈政府结 构(治权)就太早了,最后只是流于空谈的“论述”。也唯有先把实质问题解决了,建立了认同共识,其他如国号、国旗、政体、宪法等问题自然容易解 决。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促统,先让大家了解: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联合采访:石佳音、简皓瑜(执笔)
   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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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石佳音、簡皓瑜

胡佛,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年83歲。浙江杭州人,寄籍江蘇揚州,1949年來台。台大 法律系畢業,美國 愛摩瑞大學政治學碩士,台灣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61年起任教於台大政治系,並曾任美國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 者。胡院士先治憲 法學,對中華民國憲法、美國憲法判例法、司法行為學著力甚深;後專攻政治行為學,對政治文化、政治參與、以及政治體系變遷,發展了一系列 原創性的理論架 構,並開風氣之先,篳路藍縷推動經驗性政治行為研究,為台灣政治變遷及大規模跨國性政治行為研究奠定了基礎,學術成果深受國際推崇。此 外,胡院士還參與創 辦《思與言》雜誌及澄社,推動台灣學術界人文精神與治學規範的提升,並著有數百篇政論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為維護自由與人權、落實民主憲 政、促進兩岸統一 大聲疾呼。其儻論經常有違於當局及社會一般泛論,然隨時間而益顯其先見之明。

  胡院士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擇善固執又恬淡自守;近年尤憂心於兩 岸關係發展之瓶頸。本刊特將其深刻的思慮以專訪形式刊出,以饗讀者。

國家與自由人權並不互斥
問:在統獨問題上,台灣許多人或主張維持現狀、不統不獨,或抨擊大陸鼓吹國家主義(大陸稱為愛國 主義),質疑兩岸何以不能分開來和平共處;但面對大陸的復興,又越來越焦慮。中國要統一,有無理論上必然的理由?

胡院士答:海內外包括大陸不少講自由人權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國家主義是與自由主義對立的,是邪惡 的;各國如果都像希特勒那樣強調國家主義,會引起國際衝突。港人上街反對港府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亦基於此。這個誤解不解決,對統一來講就 始終有個結。
  一個政治體系可分三個層次:最根本的基礎,是國家民族;其上是 政府;最上面是公共政策。國家統一的問題必須在最根本層次上思考,先了解國家的本質,然後一步步往前推,才能理解為什麼要統一。
  首先必須了解:國家是所謂的「生命共同體」。孫中山說「國者人 之積」, 國家是人的集合體、人們生命的共同體。人由父母所生,組成家庭來相互照顧、延續生命,人類天生就是群體的動物;然後由家庭發展為家族、村 落、氏族、種族、 國家。人群組成國家這個生命共同體,主要目的就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實踐生命的價值。換言之,國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之善」。
  所謂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價值,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豐足的 生活,即 中國人說的「豐衣足食」;這是生理上、物質上、經濟上的根本,否則生命無法維持。第二是平安的生活,這是能夠進一步讓福氣更多、預測未來 生活亦可豐衣足食 的前提,所以中國人說「平安是福」。第三是親和的生活,亦即中國人常說的「親愛精誠」;互相友愛,才能精誠共處。第四是尊嚴的生活;感覺 自己有價值、受重 視,才能有尊嚴。第五是志趣的生活,也就是能夠實踐我們的潛能、抱負、興趣的生活,所謂「志業有成」。以上五者綜言之,就是「富強康 樂」。
  然而要達到上述的美好生活與生命價值,國家這個生命共同體中的 人群必須 互相接納、彼此認同,願意共同經營這個具有政治性的共同生活,這就要在國家認同的文化基礎上發展國家道德觀;所以說:國家也是一種「道德 共同體」。一方 面,人們在這個共同體內、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互動,自然會培養出共同的認同,認為彼此都是其中一分子,於是能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發展、生 命價值的發揚,並 進一步認為這麼做有價值、合乎道德;另一方面,這個共同體也會反過來在道德上要求其成員不離不棄,承諾共同推向美好。即使國家有難,成員 亦有責任獻身去除 國難;此時若撒手離開,則不道德。所以,我同意亞里斯多德的看法,國家本身是一個具有道德性的共同體;而國家的道德觀,其最核心的觀念, 就是國家的凝聚與 統合。
  道德既是一種要求,國家既然有道德性,自會產生國家主義,將 「小我」的 互愛,擴大發展為對「大我」的國家共愛,也就是大愛。這種大愛即是「國家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核心道德。在這個道德基礎上,我們對國家 負有責任,所以美 國甘迺迪總統說:「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傳統中國天下觀之下的中國人,像顧炎武則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 責。」

問:您的意思是,國家主義不可能消滅,我們也不應反對?
答:國家既然是「必要之善」,國家主義便有人群共同生活的具體生活基礎存在,無法從根本上質疑其 是非;「國家主義」的本質,實是在「世界大同」之前的普世價值。反之,我認為馬克斯的「國家萎謝論」則甚為空洞,不可能實現。
  正因為「國家主義」的道德與親和生活的需要相合,並不是一種虛 空的觀 念,所以我們常看到世界各地的愛國主義運動;在本質上,這是無法消滅的。尤其一旦內亂外患危及國家生存時,愛國主義就會興起,犧牲一點平 常屬於個人自由的 作法就可能出現,因為維護國家生存是最根本的、涉及人們生命價值的問題。

問:國家主義如何會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變成支持納粹罪行的思想呢?
答:有 些自由及人權論者因為德國希特勒等侵犯他國的強烈擴張主義、種族主義,而懷疑、批評國家主義,主張只講人權。然而「國家主義」並不就是極 端的國家擴張主義 (chauvinism,或稱為沙文主義)。將兩者混為一談而反對國家主義,實出於對國家主義本質不夠了解。盡人皆知,個人的自由不能妨 害他人自由,否則 就是不當、是犯罪,這在憲法有規定。國家之間亦然,不能因為一國的發展而妨害到他國的生存發展,否則即非自由的本意,而是擴張主義、不當 的行為。兩種自由 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當與不當之間,國家主義與擴張主義之間,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應混淆。
  國家是由很多小我在互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我。大我提供小我 追求美好 生活的途徑;每一個小我則須對大我做一些奉獻,包括責任、愛護、參與發展等等,以維持大我、讓大我得以自主地運作。而我們在國家的基礎上 成立政府,政府就 是幫大我做決策及執行的機構,受人民委託而掌握許多權力。
  大我的國家要能自主地運作,就必須有自己做決定的權利,這種自 主就成為 國家的自由。一般西方所謂的民主政府,是指掌握政府的權力操之在民;所謂的自由,指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中政府不要管太多,要「小政府」、 而不要「大政 府」,因為政府管多了,人民的自由就相對地減少了。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是著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這個關係都還是在國家的「大 我」這個基礎層次上 面的另一層;很多人都忽視了國家這個更基礎層次的自由。
  國家層次的自由,是指一個國家不能受到他國的控制與干涉;否則 這個國家 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重視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個人「小我」自由,更應重視國家的「大我」自由,因為如果國家遇到內 亂、外患,不能凝 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運作的自由,必然無法保障國民的個人自由及社會的安寧。如此看來,國家的自由可稱為「大自由」,是大我透過國家這 個政治團體行使的 集體自由;人民的個人自由則是「小自由」,只是針對國家統治機構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權力不要限縮個人自由。從政治體系看,「大自由」 與「小自由」不在 同一層次,「小自由」必須有「大自由」來保障,兩者並不互斥。
  一般單純幼稚的自由主義者因無法區分自由的層次,才對國家主義 產生誤 解。有不少人看我往昔提倡自由主義,便很困惑我現在為什麼老講國家統一,這也是把二者混為一談,不明白我談國家統一乃因重視根本的、國家 層次的集體自由。 我在政治體系研究裡,首先談的就是國家這個最基礎的層次。早年胡適等自由派不論再怎麼反對一黨專政、共產主義,也不曾反對中國、拋棄中 國。記得胡適出任駐 美大使時的日記本內頁還寫有「我愛中國」四個字,就是這個道理。

對國家不應持功利觀點
問:很多無法認同中國的人都會問:如果國家不好,為什麼不能離棄它?

答:西 方觀念中,早期希臘的哲學家如亞里斯多德認為國家本身就是個善,已如前述。但是中世紀以後,西方哲學對於國家的看法轉為功利。例如霍布斯 的「契約論」,主 張「自然狀態」是永無寧日的弱肉強食,人們為了終止此一狀態,遂共訂契約組成國家來統治這個社會整體;國家被視為完全基於非常現實的考量 而存在,這就是功 利的看法。到了洛克,把國家視為「不那麼壞、也沒那麼好、但總比沒有好」,還是功利的看法。但洛克把社會契約分為兩重,第一重是組成國 家,第二重是成立政 府,於是國家與政府已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我研究政治體制的分析架構、以及前述大我自由與小我自由的區分,就較接近此種觀點。
  但我認為,人們對國家若只抱持非常功利的想法而沒有道德承諾, 人類的生 命價值就提升不了。例如,日本侵略中國,如果我們抱持功利觀點而接受優勝劣敗、弱肉強食、西瓜偎大邊,接受被日本征服或傀儡政府統治而不 抵抗,大自由和小 自由都會被剝奪,人民變成亡國奴,僅能擁有一點點被施捨的自由,於是尊嚴的生活也被剝奪。在這樣功利的觀點下,道德是非蕩然無存,社會也 會變得殘酷無情。
  台灣民眾在日據時代,殖民政府消滅了民族與國家的大自由,僅施 捨民眾既不平等,更欠所謂小自由的待遇,可歎一些搞台灣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特別不能看大,失去了國家主義的道德觀。

國家認同是道德問題
問:那麼,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有什麼特點?對統獨觀念有何影響?

答:孫中山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但是國家並非單純由個人堆疊而成,而是很多族群隨著時間不斷融 合、互相調整而組合。
中國的信史起碼有3500年或更久,其間族群組合慢慢擴大。中國人 特別重視 血緣親族關係,說「民『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連交朋友也要經過拜把,才是至交。中國人特有的「兄弟之邦」觀念,認知到天下不 只有我一個族群, 並對不同族群稱兄道弟,希望彼此有家人似的感情、互相友愛的基礎,即是中國人組成國家的方式,不同於西方結成邦聯、聯邦等的形式。而這也 使得「中國」與 「中華民族」在概念上重疊,直到清朝仍隨時間不斷發展。譬如我就有滿人血統,但我對此就毫無特殊感覺,只覺自己是中國人。
  國家融合的第二個因素,是「隨時間不斷發展」的歷史。中國人有 很長的歷史,顛顛簸簸,留給我們很深的記憶、很多道德觀念,所以中國人很珍惜歷史經驗,對歷史有感情。龔自珍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 史」,就注意到:去除歷史記憶,對國家的感情、對國家的道德是非就受損了。
  國家融合的第三個因素是空間。人群隨著時間而擴大生活互動空 間,慢慢形成「疆域」。山水田園我們賴以為生,使我們對鄉土自然懷有感情,即使是窮山惡水也愛。詩詞歌賦裡都有懷鄉之作,可見一斑。
  人、歷史、地緣,三者都讓我們產生感情。而感情提升後,就是道 德。三者加起來,使我們對國家凝聚的道德感更強,讓我們不想離開這群人、這段歷史、這塊鄉土國家;這些都構成國家主義的內涵──並非如幼 稚自由主義者所說的:國家主義就是戰爭、擴張。
  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遠、地廣、人眾的國家(估不論還有其他成 就),內部 自然發展了相當高度的認同。而這些對人、對歷史、對領土的感情,也變成了道德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常說「領土是神聖的」,不可丟失;說民眾 是我們的「同 胞」;說歷史是我們不應遺忘的記憶,要站在正確的立場。
  以上了解了,再來談台灣,就比較好談了。
  台灣大多數人本是移民來台的中國人;從中國人的立場來看,就是 同胞。有 些台灣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會感覺與這些人之間有了嚴重的認同與文化隔閡、道德是非的衝突,而中國認同越高者,越感到這是有道德 問題的漢奸。史明 「台灣人四百年史」把台灣史視為與中國歷史分離,只有四百年;但在中國人的歷史觀裡,台灣歷史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部分,與中國其他部分 彼此互動並有著共 同的歷史根源。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應從中國歷史本位的道德觀出發,「滅人國、去人史」的日本當然是作惡的侵略者,《馬關條約》割台當然是不 能原諒的暴力脅迫 結果,日本對台統治當然是不道德的佔據。空間上,中國人當然把台灣視作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對台灣寶島、包括台灣所有的動植物都抱有感情。 所以,若否認台灣 的人、血緣、文化、或環境空間為中國的一部分,就傷了中國人的感情、觸犯了中國人歷史的道德觀;台灣去跟美日聯手,對整體中國人而言就不 光是在感情、道德 上背叛了中國,還因幫了美日而妨害了整體中國進一步的發展。

問: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
答:過 去日本人先有計畫地用皇民化的教育來抹去認同中國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後,二蔣又基於國共內戰之需,一方面為醜化中共而連帶傷及對整體中 國的感情,一方面 又不惜引入外力(從整體中國立場來看),出讓了局部的大自由(國家主權)給美國。現在,則美、日還想繼續控制台灣,將其歷史觀、價值觀灌 輸給台灣,並藉台 灣干涉中國內政。台灣唯美國人馬首是瞻,有形無形都受控於美國,等於是變相的殖民地,根本沒什麼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 混亂。我們老說大 陸沒有自由,但是台灣的自由何在?
  現在大陸在大自由的層次比較有自由了,小自由的層次則常有爭 議。即使在 西方國家,小自由究竟有多大也是有爭議的。實際在歷史上,一個國家在內亂、外患或重建國家的過程中,民眾常將更多的力量放在國家自主、自 立的大自由上,而 犧牲某些小我的利益,這也是一種道德的實踐。在二次大戰時,英美等國也是如此。個人小我的自由並非是絕對的,必須考慮到他人自由及國家安 危,而有所調整, 絕對的個人主義、絕對的自由,往往變成放縱而妨害到旁人,變成民粹,使政府沒辦法做事。

當務之急就是促統
問:縱上所言,統一既然是必要之善,那只憑經濟、利害關係,無法促統嗎?如果是,我們該怎麼做?
答:是的,不論對台灣、對大陸、抑或對整體中國而言,中國統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們提升生活、實踐生命價值的方 法。 而中國要統一,必須首先清理問題的根源、培養統一的條件。人、歷 史、地緣三者,都涉及感情、認同、道德三個部分,彼此相連不可分。所以,應針對影響台灣人對中國人、歷史、領土疆域的感情、認同、道德感 之環境因素,首先進行清理與改善。這又分為三方面:
  一、文化環境。文化,我稱之為belief system;不論廣義或狹義的文化,兩岸的文化要交流、連結起來,形成多數人心理上的共識,使彼此成為能夠相互合群、共同凝聚的共同體。這方面,媒體、 教科書非常重要;而媒體尤為重中之重,因為一般人都看電視。有志之士在今天台灣這種環境下,必須多作努力。
  二、經濟環境。經濟是很現實的面向。目前台灣經濟已完全離不開 大陸,台 灣的豐衣足食已與大陸息息相關,越來越是一體。前不久《中時》刊登李光耀的訪問。他說:在東南亞不論哪一國,經濟上都已受到大陸磁吸效應 影響,以後東南亞 的經濟體絕對是以大陸為主;位居東北亞的日本,同樣會被大陸吸走;韓國亦然。這是政治現實。他強調,大陸依其規劃按部就班地發展著,而且 與他國正常交往, 不像美國愛四處打仗;中國大陸崛起是必然趨勢,與大陸友善才是明智之舉。台灣有些人抗拒ECFA、服貿協議;我們應在觀念上改變、實事求 是,兩岸共同經營 豐衣足食的經濟生活。
  三、社會環境。雖然兩岸已有很多交流,但是陸生、陸配、自由行 的陸客受到歧視,在在呈現兩岸社會的隔閡,顯示改善統一的社會環境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我們應先在「人」方面講民族大義,在「歷史」方面強調共同歷史觀, 在「地 緣」方面主張兩岸是共同的鄉土,並加強上述幾個環境因素配合,來凝聚國家共同體的共識。這是基本面,屬於國家共同體的層次,然後才能進而 談到共同體內部政 治結構問題。換言之,在沒有解決國家認同與主權統一之前,現在去談政府結構(治權)就太早了,最後只是流於空談的「論述」。也唯有先把實 質問題解決了,建 立了認同共識,其他如國號、國旗、政體、憲法等問題自然容易解決。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促統,先讓大家了解: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

参考:

  1. 反共爱国 民主统一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20.html
  2. 反爱国主义的汉奸洋奴卖国贼不告诉你的真相:约翰逊、列宁、萧伯纳为何反对爱国主义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32.html
  3. 英国允许苏格兰,加拿大允许魁北克独立吗?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96.html
  4. 分裂分子是在野共匪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70.html
  5. 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都是普世价值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80.html
  6. 分裂分子的二二八历史掩盖重要真相,充满仇恨煽动的谎言宣传。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53.html
  7. 分裂分子采用共匪同样夺权手法搞臭搞垮国民党,意图搞垮中华民国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17.html
  8. 胡平:“一中同表”之我见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16.html
  9. 洪的和平协议看似不会出卖台湾人,但很可能出卖大陆人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45.html
  10. 一中同表和联邦制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35.html
  11. 马英九对洪秀柱“一中同表”的弱化解读 http://lihlii.blogspot.nl/2015/07/blog-post_5.html

中 华民国国歌《卿云歌》 飘扬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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