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儒家的贫富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feb0ef01012z6n.html
原文地址:儒家的贫富观 (上)作 者:zikui

贫富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正确处理贫富问题是解决好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人心和人性问题、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问题、国家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理想问题、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等等。因而,对贫富问题处理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清明与否,制度美好与 否的标准。儒家历代圣贤都非常关注和重视贫富问题,儒家传统思想中饱含贫富之辩的智慧。故此,阐释儒家贫富观,梳理儒家贫富之辩的智慧资 源,于我们创建中国式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建构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励民致富
  儒家治世之道,以”富民”为本。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要做到”藏富于 民”,即孔子所谓”既庶矣”则”富之”的思想。这一思想到孟子则发展成为”民本”观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o 尽心下》),强调以民为贵,以民为本,施仁政于民。在孟子看来,施仁政必首先关注”民生”问题,要”置民之产”。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 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所谓”置民之 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以及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 活条件,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底线要求。只有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故孟子进而 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 产”是”民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美好社会所必备的条件,是”民贵”思想的具体落实。”民 贵”首先必须体现为”富民”,民不富则无以贵。
  求富之心是人性本然,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朱子也说:”利者,人情之所欲”(《论语里  仁》)。在儒家看来,人们追 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并认为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对百姓施行教化的基础。《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 辱”。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儒家礼乐文教的落实与道德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富民”基础之上的。民不富则 心无常,心无常则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则礼乐不兴,儒家的社会理想就无从实现。由是可知,”富民”是儒家治世经国的基础。
  正因如此,儒家才励民致富,认为”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 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种耻辱。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 微的工作我也愿意为之。靠自己的勤劳而致富,即便从事卑微的工作也在所不辞,这是一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一种天行纲键,自强不 息的精神,这是儒家所大力推崇和提倡的。尤其是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中,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耻贫荣富”的观念,发扬圣人甘 为”执鞭之士”的精神,脱贫致富,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

贫富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正确处理贫富问题是解决好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人心和人性问题、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问题、国家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理想问题、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等等。因而,对贫富问题处理的好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清明与否,制度美好与否的标 准。儒家历代圣贤都非常关注和重视贫富问题,儒家传统思想中饱含贫富之辩的智慧。故此,阐释儒家贫富观,梳理儒家贫富之辩的智慧资源,于我们创建 中国式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建构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励民致富
  儒家治世之道,以”富民”为本。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要做到”藏富于民”,即孔 子所谓”既庶矣”则”富之”的思想。这一思想到孟子则发展成为”民本”观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o尽心下》),强调以 民为贵,以民为本,施仁政于民。在孟子看来,施仁政必首先关注”民生”问题,要”置民之产”。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所谓”置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 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以及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底线要求。只有 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故孟子进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 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民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 容之一,是建构美好社会所必备的条件,是”民贵”思想的具体落实。”民贵”首先必须体现为”富民”,民不富则无以贵。
  求富之心是人性本然,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朱子也说:”利者,人情之所欲”(《论语里  仁》)。在儒家看来,人们追求物质利 益,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并认为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对百姓施行教化的基础。《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荀子也说:”不 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儒家礼乐文教的落实与道德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富民”基础之上的。民不富则心无常,心无常则教化不行,教 化不行则礼乐不兴,儒家的社会理想就无从实现。由是可知,”富民”是儒家治世经国的基础。
  正因如此,儒家才励民致富,认为”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贫困 状况,这是一种耻辱。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 为之。靠自己的勤劳而致富,即便从事卑微的工作也在所不辞,这是一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一种天行纲键,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所大力 推崇和提倡的。尤其是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中,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耻贫荣富”的观念,发扬圣人甘为”执鞭之士”的精神,脱贫致富,改 变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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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儒家的贫富观 (下)作 者:zikui
三、为富之道

致富即意味着有更多的财产,占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更有条件满足人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能够让自己的愿望更容易实现和达成。由于拥有财富,别人不能 做到的你能够做到,自己过去不能办到的现在可以办到,别人不能达成的意愿你能够达成,别人不能享受的你能享受,别人不能消费的你能消费。由于拥有 了财富,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外在条件的局限和制约而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获得肉体与心灵的更大“自由”。正因为如此,财富具有两面性,是 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具有正面的积极功能;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腐蚀人性的负面功能。儒家历代圣贤都能洞悉财富的两面 性,透彻财富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在儒家看来,一方面,财富意味着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和满足是符合人性的,是天经地义的,因而儒 家励民致富,有“耻贫”,“去贫”的思想,并将“富民”思想立为治世经国的根本。但另一方面,财富也能够腐蚀败坏人性,因而,儒家历来重视对财富 进行制约,强调“理欲之辩”“义利之辩”,主张“以理制欲”“以义制利”,对于拥有财富的人,儒家倡导要教化之。所以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 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程颐说:“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这种观点与孔子“庶、富、教”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是在彻透财富两面性基础上而采取的“中道”。对于拥有财 富者而言,何以处富?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的“先富人士”慎思慎行的大问题。从儒家历代圣贤的智慧资源中可扼其要旨提炼如下三条“为富之道”。

其一、戒奢寡欲,洁身自好。

由于拥有了财富,肉体生存空间与心灵的“自由度”均 得以拓展,富裕者可以凭籍财富的力量和手段,不但能达成合理的愿望,同时也有条件满足过度的私欲。从而导致在生活上铺张浪费,竭尽享乐,甚而至于吃喝嫖赌 无所不为,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而不能自拔,在穷奢极欲中沉沦堕落,被财富所腐蚀败坏,致使自己异化为财富的奴隶。因此,为富之道以“戒奢 寡欲”为第一义。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也说:“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陆九渊集•拾遗》)。

人性的腐蚀,人心的败坏都从“欲”字开始,人欲膨胀,人心就萎缩,人格就越卑下。金钱买不来自尊,只能买到虚荣,挥金如土体现的不是人性的尊严而 是精神的贫乏,故而,朱子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完全的“灭欲”如果做不到,那么“寡欲”却是可以做到的。为富者,理应清心寡欲,戒奢戒侈,检 朴平淡,洁身自好。惟有如此,才不至于异化为财富的附庸,丧失崇高的人性而与禽兽为伍。故此,为富之道,以“戒奢寡欲”为第一义。

其二,富而无骄,富而好礼

孔子说:“富而无骄”未若“富而好礼者也”,朱子注曰:“骄,矜肆也”“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富者由于有了财富的凭籍,私 欲膨胀,很可能恃财傲物,肆意妄为,甚而为非作歹。这种为富不仁骄肆狂悖之徒并不鲜见,勾结贪官污吏进行钱权交易者有之;染指黑社会势力者有之; 强买强卖,巧取豪夺者有之;颐指气使扰乱朝纲者有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骄则为暴”。由此可见,“为富不仁”是社会之乱源。富人因拥有财 富,可以达至贫者所难以达至的目的,富者如骄肆为暴,他就更有能力更有条件作恶,而且能使暴行更为有效。所以,为富者如不善处富,不节制私欲,就 很容易骄肆狂悖,为非作歹,祸乱社会。故此,儒家自圣人孔子以降,无不关注社会致富人群,倡导富者要善于处富,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要求为富者 更应该注重自身的心性修为,严守社会道法规范,乐善好施,富好行德,节制自已的私欲,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境界。

“富而好礼”之“礼”,是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 非”(《礼记•曲礼》),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从荀子的论述可见,礼还有着节制人欲,调节“物”“欲”关系的社会功能。“礼,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说文》),这里是 从人与神圣的关系来界定礼,可见,礼也有着沟通人神关系的功能,具有宗教性格,关涉灵魂信仰,具有神圣性。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礼是人与神圣,人 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沟通渠道和联系纽带,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力量,是社会和谐秩序的规范力量。所以,孔子说“富而不骄”,未若“富而好礼 者也”,礼是大道之所在,好礼即可入道。富而好礼,即是要求为富者秉持敬畏之心,怀仁义之德,灭贪欲之念,强学达性,积善成德,自觉遵循道德规 范。如天下之人均能好礼,则乱源可绝,社会将趋于和谐,天下可平也。

其三,以财发身,兼济天下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不仁不义之徒以身发财,“亡身以殖货”,其最终结果要么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要么“货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来之不正用之也不正。而仁者则以财发身,即用自已的财富去实现生命的价值。

富裕者已无衣食之忧,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得以满足,尤其是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许多致富者所拥有的财富数额巨大,仅从人的物质需求和消费的意义上 讲,那是几代人都用之不竭的。许多人由于不学无术,中无所守,聚集了大量财富以后,整天穷奢极欲,灯红酒绿,豪赌滥饮,生活腐败,在纸醉金迷中寻 找刺激,甚而斗富攀比,肆意挥豁,恃财傲物,骄奢淫逸。这一切,于己于人,于国于家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如何对待和使用大量的物质财富,这是 为富之道的重要问题。在儒家看来,为富者应以财发身,要用自已的财富去做崇高的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有利于国家社会和民众的事情,做到“达则兼济天 下”,要“散财于民”,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为社会,为广大民众谋福利的“善举”中,在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作出贡献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 存在价值,实现个体生命的超越和人格的提升。这就是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情怀。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 兼济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孟子誉之为“大人之事务矣”。所谓“大人”,蒋庆先生解释为“乃心灵境界上达天德,实现生命终极价值之人”。 为富者,就应该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担当精神。惟有具备了这种精神和这种境界,才能超越小我实现大我,人方能尽其才,物方能竭其用。聚财是能 力才智的体现,散财则是人格提升和生命的超越。故此,“以财发身,兼济天下”是为富之道的重中之重。

四、社会理想

儒家的社会理想就终极层面而言,是要实现《礼记•礼运篇》里所记载的“大同”盛世;就现实可为的层面而言,则是要在“富民为本”的基础上,缓解贫 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达至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尚中贵和,以“中和”为大道,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与 西方现代发展观不同,儒家不主张掠夺式发展,也不倡导横绝天下的浮士德精神。儒家对于理想社会的评判也并不是单纯以生产能力的大小和攫取物质财富 的多寡为标准,而是“尚中贵和”,既注重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同时又注重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在儒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并非穷尽物欲的社 会,而是天地万物各正性命,和谐相安的社会。《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 是强调在治世经国的过程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在贫富问题上,儒家主张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这是儒家坚定不移的社会理想与伦理目的。共同富裕,这是儒家仁政所追求的目 标。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乱源之所在,故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 说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否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各得其分”,“均”并非绝对平均之谓,而是“各得其分”之意.均则人心能安,安则无倾覆之患。 董仲舒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度制》)。富者可 “示贵”,贫者可以“养生”,富者“不骄”,贫者“不忧”,各得其分,如此,才能“上下相安”。“调均之”指的就是要协调好贫富关系,把贫富差距 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惟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趋于稳定和安宁,百姓的生活才能恬静而祥和。

周北辰

 作者简介:周北辰,名亚林,字北辰,西历一九六五生,祖籍贵州遵义。一九八七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八年任教于贵州师 范大学。一九九六年起,师从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并随蒋先生创办阳明精舍。二〇〇〇年辞去大学教职,投身儒家文化复兴事业,并在各地传道讲学。现任 职务: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会长、深圳孔圣堂堂主。治学方向:公羊学、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儒商文化学、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及中国国情研究。  主 要著作:专著《儒教要义》、《儒商管理学》、《走出意识形态的困境》、《儒教知识问答》。论文《中华文明的突围之路》、《论儒家社会主义》、《论 夷夏之辩》、《论义利之辩》、《国民教育危机及其对治之道》、《儒家的贫富观》、《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儒教的二次突变与新儒教的使命》。

–转自:中国国学网系列专题

儒家的贫富观 http://lihlii.blogspot.nl/2014/11/blog-post_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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