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

https://plus.google.com/+wenyunchao/posts/XinyLNesUHc
张雪忠: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

(作者按:最近一段时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与多位朋友谈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我们的观点各有异同。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记录,因 为,我并不觉得自己 能准确表达他人的观点。尽管我在闲谈中说得比较随意,但在本文中,无论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批评他人的观点,我将只进行合乎政治学专业水 准的理论分 析。我不会用哪怕一个字,去讨论形形色色的宫廷秘闻,或是其它道听途说的消息。另外,由于文章内容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采用对话式的文体,或许 比一般的政论 文体更合适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施政方向,特别是对习的政治理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张雪忠:这是一个很大和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体而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种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此, 我想先说说民选政治下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共接班体制之间的区别。

在 民选政治下,一个人通过选举获得了选民授权,就不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在各种重要和关键的职位上,任命认同自己的理念和政 策的官员。为 了保障当选领导人有足够的人事安排空间,前任政务官员通常要集体辞去自己的职务。当然,新任领导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权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为明 确和直接的政 治问责。

在中共接班体制下,情况显然就不同了。在这一体制下,新领导人的选定,必须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并且通常是各个政治派系妥协 的结果。因此,新领导人上台后,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那些占据重要和关键职位的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换这些人。 习上台后面临 的局面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任领导人仍然健在,并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势力。

友人:那么,习会不会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权力格局?

张 雪忠:在政治心理学这门较新的学科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 研究认为,如 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较强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动机,他就不大容易满足于对自己不利的权力格局,而是倾向于改变这种格局。而如果他的权力需求的动机较弱,就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权力。

友人:那你觉得习的权力需求动机强不强?

张雪忠:我对习这个人了解不多,更没有专门研究他的经历和个性,因此无法断言他的人格特质中,是否包含需求权力的强烈动机。我只能说,从他上 台后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来看,他似乎有意要改变十八大形成的权力格局。

习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党政体系中的权力比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在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支持者。由于 接班体制的结 构性原因,习在上台时面临的权力格局,可能并不十分有利。但他毕竟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于一身,在中共党政体系内部,仍有主导 政治议程和主 动采取政治行动的便利和“正当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自己在该机构中的权重,且无法其改变组成人员时, 他强化自身权力的可行途径,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决策体系。中共新近成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均由习本人担任组长),似乎表明习 在努力扩大自 己在高层决策体系中的权重。

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以及总书记均由其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中 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对总书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政治局人员组成和权力布局,甚至事关总书记自身地位是否稳固。在中央 委员会中,省 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较高。总书记并不能独自随意撤换省部级官员,但如果他发起反腐行动,并将省部级官员作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他就不但可以直 接影响中央委 员会的人员构成,而且还可震慑其他省部级官员,赢得他们的效忠,最终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友人:不少人认为,此次反腐行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江系势力,你是怎么看的?

张 雪忠:在本轮反腐行动中,每有高官落马,人们都会讨论他(或她)到底属于哪一派系。但是,我本人对中共内部的派系关系了解不多,难以分清谁是 谁的人,所以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如果习试图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并努力扩充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最可能的选择,应该是与较弱的派系结盟, 以打击原本较 强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或许会开启迈向宪政的政治改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你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方面涉及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政治人物如果要启动政治改革,是否需要 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第二方面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对 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个人能成为政治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奇的超人,而是 因为他成功地 构筑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他组建了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但任何这样的权势集团,在对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 形成对权力和 利益的自我需求。权势集团对其效忠的政治人物,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不符合权势集团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 背叛和抛弃。

从 实践上看,那些所谓的政治强人,最可能做的不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而是想尽办法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萨达姆、卡扎菲、穆巴 拉克…这些人 都曾权倾一时,但哪个人想过要政治改革?在邓去世后,江的权势应该也不小,但何曾有什么政治改革?普京也可算俄罗斯的政治强人,但他念兹在兹 的,不是努力 推动宪政体制的革新和完善,而是极力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位。

而那些顺应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在强化,而恰恰是因为他 们的权力在弱化。比如,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在接受民进党建党的既成事实时,所面临的政治处境,一是国民党内部本土势力的崛起,二是党外政治力 量的逐渐强 大。再比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1987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也是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改革的意愿。

友人:那你认为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张 雪忠: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政治人物个人特质的研究,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术,即使由专业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分析,亦难以 准确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个性,并以此推测他的政策意图。并且,一般认为,现实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个性,更可能影响他的政策选择。

在 中国,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还面临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难。由于当局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人们很难获取关于领导人个性的真实信息;能够获 取的,往往是 经过筛选,甚或刻意编造的所谓“正面信息”。大家可以想想薄熙来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后,人们所能获悉的关于他的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很大 的不同,人们 对他的评价因此也有显著的变化。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内的政治评论人士,在公开断言习的个性和政治意图时,所表现出来的斩钉截铁的自信,着实是令人吃惊 的。这或许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见的所谓“懵懂的自信”吧。
我 不想在这里说外行话。我只能告诉你,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较重要的个人特质之一,并且对他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就习的个人情况而言,似乎并无证据表明,他对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 则有过深入的了解。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现代政治理念,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开启宪政改革的可能性。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一点非 常粗浅的、参 考价值极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对习未来的施政方向就没有任何看法吗?

张雪忠:我没有办法基于习的个人特质来预测他的施政方向(我们并无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他的个性),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后的作为(这是我们大家有目 共睹的),对他可能的政治目标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 八大之后,官方媒体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宪政的文章,但由于我们并无证据断定,这些文章反映了习本人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不过,包含 “七不讲”内容 的中央九号文件,如果没有总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这一文件的内容,与习对前苏联垮台的惋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以及联俄抗 美外交政策, 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确保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并且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现代宪政体制,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特别值 得强调的是, 十八大以后,当局不但极力强化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和整肃,而且还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

另外,已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规模 和力度都比较大的反腐行动,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并未涉及俗称为“红二代”的群体。并且,因为有些涉案官员是秘书出身,官方媒体还曾专 门发文警告秘 书们要洁身自好。官方媒体专门发表了剑指秘书群体的文章,这是非常罕见和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的意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在“红二代”群体中较 为盛行的看 法:“江山是我们的爸爸或爷爷打下来的,但经过江胡二十年,主要的权位却落到了他人手里。”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初步判断,习似乎是以 “红二代”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础,他的政治行动的重心将会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防范和打压社会力量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二是在党内努 力扩大“红二 代”的权力份额,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一是向社会宣示,中共的权力垄断不容挑战; 二是向党内宣 示,“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这一判断是否准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图的,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态,以及“七不讲”的文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则认 为,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都是党内失势派系在搅局,在绑架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 雪忠:这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外行话,因为其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完全是非专业的、外行的。第一种说法,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两个步骤:(1)预 先假定并断言 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具有政改意图的人;(2)对于他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释为对他内心“真实的政改意图”的掩护。这种思维方式的症结在 于,步骤(1) 中的假定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的。用这种思维方式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可视为是政治评论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么专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张 雪忠:专业的分析方法并不容易,但却是非常平实的。为了判断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图,专业人士的做法是:密切关注他的各种政策宣示和政治 行动,将支持 “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一头,将反对“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另一头,然后再根据不同证据的权重作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这种初步的 判断,还可能 依据后续的证据不断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种说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两个步骤:(1)预见假定和断言最高领导人是具有政改意图的好人; (2)将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归咎于一个不可捉摸的失势派系。这里的步骤(1)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步骤(2)则是为了把一切不 利于(1)的 证据给“解释”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是外行思维的极端表现。

我们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阴谋论思维的荒谬。假设甲和乙发 生了争执并大打出手,甲甚至扬言说“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几天之后,乙果然被人谋杀了。针对这种情况,专业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初步认为,甲有 作案的动机, 但绝不会仅仅基于这种主观动机,就断定甲是作案者。为了确定甲是不是作案者,侦查人员必须要依靠客观证据,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时间、凶器是否属 于甲、现场是 否有甲的足迹和指纹,等等。而外行的阴谋论思维,则完全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客观证据,就会直接断言:既然甲怀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杀害了乙。

另 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用阴谋论思维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这本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一名 专业的政治学 者,如果用阴谋论来讨论政治问题,那一定会沦为业内的笑柄。可见,外行人士谈论政治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怎么说都不怕别人笑话。

友 人:有人认为,当前这场反腐行动,客观上可能会产生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以及破除权贵的后果,因此,无论当前的反腐有什么背景和动机, 都是中国可遇 不可求的契机。对于反腐可能导致极权的危险,他们则认为,极权比权贵更容易对付,其理由之一就是:反极权的力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反权贵 则没有相应的 思想资源。

张雪忠: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他的观点目前比较有影响,我也认真读过他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孙教授作为一名学者,显然没有用 上述外行思维来讨论政治问题。但我仍想坦率地说,他的论述中,确实包含不少重大的知识错误。

比 如,自由主义确实是反极权的思想,但说反权贵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显然是不对的。所谓权贵,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他们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而 且还利用手中 的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可见,权贵其实就是专制的形态之一,而民主主义显然就是反权贵的思想资源。另外,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权 贵,重要的不 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思想资源,而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政治力量。

中共政权作为一种专政体制,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其反自由的极权的一 面,表现为对个人自由及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其反民主的专制的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垄断。就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尽管公 民权利和个人 自由仍无法得到保障,但政治人物要想重建毛式极权,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而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不但排除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资格,而且也是个 人自由和权利 屡遭侵犯的根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同意孙教授的一个观点,即作为专制政治形态之一的权贵政治,已成为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友人:那你是否同意,当前的反腐行动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呢?

张 雪忠: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这一观点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要知道,专制政治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政治,因此也是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政 治,而所谓权 贵,只不过是腐败了的权力垄断者或专制统治者。孙教授认为,无论当前的反腐行动动机何在,哪怕是为了保政权,哪怕是没有制度建设,仍然是反权 贵、除恶政、 立宪政的契机。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 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真正的反权贵,不是指主政的权贵们将少量不忠者逐出权贵队伍 (这只是权贵 内部的权力重组),而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改变权贵与非权贵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以使非权贵人群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真正的反腐败,也不 是以权力手段 将少量腐败官员清除出官僚队伍(谁能说补上去的人不会腐败呢?),而是通过制度的变革,使原来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开始受到监督和约束,从 而减少腐败的 可能性。

我们一定要注意,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 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我们不 妨试想一下: 在人类政治史上,有哪一次所谓的“反腐”,最终成了政治转型的契机?又有哪一次政治转型,事先有一个“反腐”的铺垫?

友人:这么说,你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是很悲观?

张 雪忠:我一点都不悲观,我一直都很乐观。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 失望。生活在 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 年知识和经验 的积累了。

在一个少数人利用对权力的垄断,长期压迫多数人的专政国家,被压迫者根本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政 治经验,在在都表明,被压迫者的希望在于抗争,而不是在于哀求。我这样说,不是要断言任何当权者都没有启动政改的可能性。我只是说,我们不能 把自由的希 望,寄托在小概率事件上,就像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不能假定自己能买中六合彩。另外,如果当权者真要政改,也一定会有明确的政策宣示,并采 取切实可信的 行动(如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来向社会发出信号,并寻求社会的支持。在看到这些切实可行的信号之前,我们没有必要充当政治人物肚子 里的蛔虫,去 臆测他到底有没有政改的意图。

在一个存在政治压迫的国家,自由的希望,不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压迫者身上,而在那些无惧牺牲、坚韧不拔的反抗 者身上。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而不惜身陷牢狱,他们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应 该尽可能以这 些既有信念,又有行动的政治犯为枢纽,组成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准政治联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引领自己的国家从专政走向宪政。
我一直认为,在一 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国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正是因为 这些人的存 在,正直、善良、勇敢和奉献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得到最鲜明和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2014年8月14日

[诸位读者,如果您认同文中的观点,请在微信或微博上转发此文,以便让更多的人读到它。谢谢!]

穆哈迪钢人
Aug 14, 2014
自打张雪忠老师自绝公知队伍以来,已经把改良派公知们抽的体无完肤了

Jerry lou
Aug 14, 2014
如何转微信且让墙内人看到呢?

okoo lisa
Aug 15, 2014
无比认同

Pandit Young
Aug 15, 2014
很有道理

东方安澜
Aug 15, 2014
理性分析本来是不错的,我很认同这东东。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以理性的逻辑为旨归,“历史常常是草率的!”

余玏
Aug 15, 2014
共产党就是一群流氓王八蛋!断子绝孙全家的艾滋

童言无忌 网志 lihlii.blogspot.com lihlii.wordpress.com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