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鹰派”公知梁启超

梁启超在很多事情上的远见卓识被历史证明。比如他早就预言孙文引入苏俄乱国,最终必被共匪占领。他了解欧洲列强,而主张参与一战对德宣战,为弱小 的民国向列强争取了极大的利益,是民国初年收回很多德奥在华殖民特权的正确决策。

这篇文章作者仅仅以“鹰、鸽”战争与和平主张对立来简化历史人物的立场,实则误导视听,为共匪的军国主义主张辩护,而歪曲梁启超的务实的爱国主义 和卓越的外交眼界。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04-11/092424068.shtml
雪珥:“鹰派”公知梁启超 2013年04月11日 09:24 新 浪历史 作者:雪珥 我有话说(59人参与)

梁启超 (1873-1929)

导语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本文别开生面,从国家主义的视角解读立宪党人梁任公,回望历 史,剑指当下。

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

  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

  原因是:梁启超居然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围殴梁启超的公知,以原国民党党员(该党已于1913年被解散,孙文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36岁的参 议员马君 武为代表。他联合了300多名参议员,联名通电,不指名地攻击梁启超为“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 团,祸害种 种。”

  另一原国民党党员、36岁的文人叶楚枪,也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谴责梁启超想率中国人民入于“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扬镳的梁的老师康有为,也在不久后(3月13日)发表“元电”,认为对德绝交将导致德国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语录说:“悬 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

  这些都仅仅是言辞攻击的一部分,马君武甚至公开要求政府将梁启超“驱逐出京,以绝祸源”——尽管马本人从来都反感这个政府对他的任何钳 制。

  在公知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甚至喊打喊杀的民初舆论场,“鹰派”的天空似乎并不宽广……

  文攻武斗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其实,梁启超还算是幸运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经有支持中国参战的参议员,在议会大厅内遭遇了马君武的武斗。

  那位倒霉的参议员,名叫李肇甫。在议会讨论中,李肇甫赞同中国应该对德国断交、宣战,被马君武破口大骂,说他“放狗屁”,而后跳将过 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连说“打狗、打狗”。

  据李肇甫的后人记载,当时李肇甫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李肇甫反倒为马君武解围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 论,你们不 能干涉。”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盒砚台都钉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后,其妻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 色,一问才知是 被马议员打的。

  马君武与梁启超,曾经是保皇党的同志,后来马改投孙文的革命党,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马君武其人脾气暴烈,一言不 和便会动 手,且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无法就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达成一致,在孙文的高压下,最后认可了总统 制。一向主张 分权的宋教仁,依然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狠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

  对于主战的梁启超,马君武并没有仅仅发了个通电就放过,而是继续痛打。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一旦中国成功参战,则对段祺瑞政府权威的树立、资源的获取等,都将有极大的作用,这绝非原国民党一派所乐见的,也绝非总统黎元洪所乐见 的;即便中国参战,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国更紧,而段祺瑞或许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至于以孙文为核心的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虽在国内还属于地下党,但原国民党在国会内的班底仍在,断不容北洋政府继续壮大。参战与 否,不仅关 系到国家利益,更关系到这些党派的自身利益,马君武敢于以在议会会场亮剑的方式、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剑,也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表现。

  总统黎元洪原本是主张对德强硬的,在得知总理段祺瑞倾向对德绝交后,立即掉转立场。当时的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督军团传》感叹:

  “中国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对外问题常带有对内的一种作用,而不以国家利害为其出发点。……黎(元洪)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的政策 没有一件 事对的,倘段朝东他就得朝西,决不与段走着相同的路线。黎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而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 实在太儿戏国 事了。”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 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其实,当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时,“儿戏国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 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中国武士道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

  “公知”梁启超当上“鹰派”,并非自此时起。

  早在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成为其“鹰派”观点的宣言。《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通过中日的对比,希望 重新唤起中国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国趋于富强。他在该书的《自叙》中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吾故今搜集 我祖宗经 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列举了秦、汉以来“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之事迹,列出18条之武德典范:“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 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造成中国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体制,“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 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同一年(1904年),梁启超亦出版《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 百年来, 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 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 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参阅雪珥著作《大国海盗》)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不过,在清末的环境下,这个“鹰派”鹰爪向内, 在内战内行的中国式“斗鸡”中,雄鹰和公鸡并不容易分别。而当世界大战一开,面对外部,鹰就有机会和鸡分别出来了。

  国之立于天地

  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爱国情怀溢于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就敏锐地看到,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机会。

  他与自己的学生、前云南都督、时任陆军编译处副总裁、高等军事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师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蔡锷,多次觐见总统袁世凯,建议利 用欧战的机会,立即与德进行交涉,甚至干脆对德宣战,先行收回胶州湾。

  此时,德国方面也因为无力东顾,担心胶州湾一旦被协约国方面夺取,对德国将更为不利,不如直接交换给中国。但是,中德两国的接触被日本 察觉,其反应相当强烈,坚决反对中国“私相授受”,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中国方面也只好不了了之,宣布中立。

  随即,日本派兵攻占德国租借的青岛,夺取了胶州湾,并且任意扩大占领范围。这一举措,遭到梁启超的坚决反对。

  1914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强烈谴责日本。

  这位曾受日本庇护多年的大清国政治犯,如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次年(1915年),日本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梁启超的 反日立场 更趋强硬,先后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认为日本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东亚全局之和 平”,出兵中 国是“谋蹙我于死地”。

  针对多少有着私恩的日本,梁启超尚且能够不留情面,对于毫无个人恩怨纠葛的欧战,梁启超更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精打细算了。

  一战爆发当年(1914年)的冬天,梁启超写成了《欧洲战役史论》这本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著,随即又在《大中华》杂志上连续发表长文《欧 战蠡测》。

  在《欧洲战役史论》序言中,梁启超说:“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良机会也。”

  在新近发现、即将(2013年6月)在京公开拍卖的《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上,梁启超的封面题词,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

  “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 也。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二。赠书这天“乙卯三月初二日”,即1915年4月15日,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此时, 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爱国情怀溢于言表。

  战争良机

  “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

  “鹰派”梁启超,对所谓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信心。

  在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他就指出,各国“汲汲于内联而外略,以务自广其土宇”,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乃是所谓“军 容平和时代,日本所谓武装的和平,非有大兵力,不足以自固其圉”。这种靠武力均势维持的“和平”,十分脆弱。

  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四十余年和平,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 障,又是争 乱之因缘,“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这种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进化法则之下,优胜劣汰。

  梁启超认为,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造成完全 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梁启超分析说,第一种亡国论,“谓欧战发生,借款无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他认为这是“最无价值”的说法: “恃借款 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爆发,中国借款之路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 上从此自立之 道,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

  第二种亡国论,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问题,在于国内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土耳其政府 “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于彼,且其诸种者亦不能相互同化,是以势不得不裂为数国而亡随之也”。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种亡国论,是日本的威胁。梁启超承认,这也正是他“日日忧之”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国:“国际公法虽曰不足恃,但无论何 国,终不能 毫无口实而兴兵以灭人国,彼虽日夜处心积虑以谋此,然必有机可乘然后能得志。”这种机会,一是中国主权者与它定盟约,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 其手,然后其 会取之,二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军队纷纷割据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日本乘机而勘定中国。但是,欧战期间的中国不会给日本此两种可乘之 机,将来若有这 种机会,则不是日本亡我,而是我国自亡。

  对于欧战各国当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梁启超在《欧战蠡测》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认为参战国国民之所以能够“视战争为义务”,“其 一由国家 组织日就完善,内部偏受压抑之人渐少,国中不平之气渐消,故能抟控其民为一体,有事斯得其用;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日亲厚, 人民共知国家 为己身托命,无国则无所怙恃,故一遇国难,则如手足之捍头目;其三由教育日普及,多数国民,皆明于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 倚而图存,断 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

  梁启超因此感慨:“吾国民睹此,其可以鉴。若在上者怙势以藉践吾民,致吾民不复知有国家之乐,一旦有事,何以相使?而或者乘国家多难, 率野心以煽乱,以为人驱除,吾益不知其时何肺肠也。”

  在梁启超看来,民生就是战斗力,要抵御外侮,必先改良内政,“我国今日最患苦者,乃区区政治问题耳。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

  对德断交

  “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尽管梁启超等人大声疾呼,但党争、权争之下,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良机,除了中立之外,毫无作为也难有作为。

  1916年,法国公使康悌受命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从中国引进劳工,填补因战争造成的劳工缺口。中国最后同意向法国输出华工。

  这一年,因应着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国内部一地鸡毛。而最大的事件,就是袁世凯称帝,“鹰派”梁启超再露锋芒,支持其学生蔡锷起兵护法, 南北分裂。6月份,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则继续当总理。在内部纷争中,欧战之事,自然无人关切。直到1917年。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海面战略。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鹰 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据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一文中披露,2月3日,他在天津得知美德绝交,立即致函段祺瑞,“劝其研究预备”,同 时,又托 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面谒段祺瑞转告。2月7日晚,中央派人赴津,询问梁启超对此事的意见。梁启超当即写成一封长信,陈述意见。信尚未发出,又 接到北京电 话,敦促其入京面商。8日晚上,梁启超进京。此时,中央已经开过六次国务会议及总统府联席会议,对德国提出抗议的大旨已定,梁启超自然表示赞 成政府的决 定,提出:一是既向德国提出抗议,便应有与德国绝交、宣战的决心,“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无宁勿抗议也”;二是在对德国提出抗议之前,应与协约 国及各省督 军、省长和国会先行接洽。

  在接受《申报》采访时,他说自己“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催促黎元洪。在各方努力下,一向不和的黎元洪和段祺瑞,这次比较快地 达成了共 识,中国政府在2月9日下午6点向德国提出抗议。梁启超说:“此次外交,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2月9日下午6 点钟以后,余 为取激进主义之一人。”

  2月17日,情况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不过,这次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悲剧——法国邮轮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 击沉,船上有1000名中国劳工,其中543人丧生。

  这件事激化了正在酝酿的对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国在拉拢中国对德绝交,另一方面德国潜艇战又造成了华工的重大伤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应顺应 世界潮流,赶紧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为此,他遭到了以原国民党参议员为主的舆论攻击,其“鹰派”言论被多方挑剔和指责。

  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政府终于顶着重重阻力,分别在3月10日、11日获得了众、参两院的通过。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同德国绝 交。

  鹰隼试翼

  但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绝交之后,梁启超则致力于推动对德宣战。他公开发表《外交方针质言》等文章,认为对德宣战,并不仅仅为了所谓公法、人道等“普通义”, 更是为了 “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空头的道义出发,这是梁启超这位“鹰派”公知区别于 他人的最为显 著的标志。

  梁启超所谓的“自处之途”,“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侧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 周遭关系 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他提出“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中国在清前期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非受缠扰受压迫至无 可奈何,决不 肯与人开襟抱以相交际”,以致“不能齿列于世界国际团体中……成为一种惰力性,吾侪则确认此种惰力性为绝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苟长此因袭不 变,则国家非 终归淘汰焉而不止也。”在他看来,参战也是一种改革开放。

  他并不赞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认为弱国正因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机会,提高国际地位。

  针对有人主张对德国外交只能到绝交为止,万不能再言宣战,梁启超认为:“苟无宣战之觉悟,则自始宜勿抗议;既为严重之抗议,则结果必趋 宿于宣 战……抗议发出之一刹那顷,即为与德国恩断义绝之时”。如果既开罪于德国,而又不肯宣战,“复自外于美,自外于协约国,八面不见好,将来平和 列席不可得, 有敌无友,坐待处分,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

  对于种种攻击,一向笔锋犀利的梁启超,并未给予还击,而是呼吁大家不可将外交大事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他说:“凡稍有爱国心之血性男 子,终当勿以内治与外交混为一谈,勿假对外问题为政争之武器。”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向有博学、犀利之名的“鹰派”梁启超及掌握各种资源的段祺瑞政府,面对种种舆论攻击并不还口,而那些学识有 限、语言霸道甚至满口痞子腔的人,倒是猛烈攻击,甚至喊打喊杀。

  倒是陈独秀在《对德外交》一文中,很是为梁启超说了几句公道话:

  “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 与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对党争干扰外交予以痛斥:

  “新兴国家,党争自所不免。然党争逾轨,实为进步之障碍。倘有对外战争,各党贤者,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当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 达较远大之目的。南北军人亦将以患难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响于国家安危,岂不甚巨?”

  党争再度迟误了外交,并且造成了内乱。

  梁启超、段祺瑞推动参战,遭到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原国民党势力也大力反对。参战案在国会受阻,总理段祺瑞急于求 成,走了一 步臭棋:居然在5月份导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事件,找了一帮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围国会,试图逼迫议员,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导致国会反 弹,要求改组 内阁。

  段祺瑞只好去职,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瘫痪,这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各地军阀立即表态,8省督军随即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张勋出面胁迫 黎元洪解散国会,趁乱拥戴溥仪复辟清室。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赶走溥仪、张勋,重新组阁,冯国璋则代理总统。

  经此折腾,拖至8月14日,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对德奥作战: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 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系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历史证明,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这是自同光中兴之后, 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再度露出中兴之象。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也为1921年在华盛顿会 议上解决山东 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

  但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临行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宴请梁启超,梁启超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 据。”芳泽 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种解释。”说了这句,就不肯往下谈了。梁启超就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 会,我很盼日本 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以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

(作者授权新浪历史频道刊发,原载《中国经营报》)

作者简介:雪珥

作家,专攻中国改革史,著有《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

催眠的彼岸花[天津]
历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
2013-6-11 06:09 支持(0) 回复
可靠的许跃南[北京海淀]
要知道中国参战,协约国可是给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的,只不过这些贷款武装的军队最后都用来打内战了
2013-4-22 16:58 支持(0) 回复
一个人走在寒夜的路上[辽宁辽阳]
必须挺 尤其是“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空头的道义出发,这是梁启超这位“鹰派”公知区别于他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真该给近70年的中国领导层看看
2013-4-14 23:09 支持(1) 回复
话题[北京]
你好,你是第7067个参与讨论#我有话说#的人,该话题目前由 鲸鱼__ 主持,点击#我有话说#可以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2013-4-14 10:20 支持(0) 回复
村里有个秃头叫小方[江苏徐州]
和现在五毛对公知的攻击一样
2013-4-14 10:19 支持(0) 回复
rda22936[北京]
观诸多评论,大多以世界第二经济体实力下子民心态,看待民初政治家。双目望去,一无是处。
2013-4-13 12:15 支持(0) 回复
冰峰1954[云南曲靖]
一个连自己都泥菩萨过河,积贫聚弱的国家,尽是些阿Q孔乙已,拿什么东西参战?锄头?棍棒?大刀?棱标?
2013-4-11 13:52 支持(1) 回复
逐日补天[北京]
饵兄,何必厚外薄中,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所以有“普世价值”
2013-4-11 13:42 支持(0) 回复
一切随缘_SH[上海]
没有全局观念。只为自己一己私利
2013-4-11 13:41 支持(3) 回复
大芬的天空[广东深圳]
——但最终还是逃不了被杀的命运…
2013-4-11 13:41 支持(1) 回复
李小dao围脖[北京海淀]
任公无论看照片还是文章,都给人浩瀚,大气之感,其对共产主义的鄙视都让人佩服之至。
2013-4-11 13:41 支持(10) 回复
深陷罪案美剧的猜猜II[山东泰安]
巴黎和会上不利于中国的内容也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国人率先传回国内,引发了五四运动
2013-4-11 13:40 支持(9) 回复
Icarus鬼[辽宁沈阳]
梁在维新后的地位一直被低估
2013-4-11 11:14 支持(12) 回复
果冻pro[江西南昌]
刚看完谢玺璋的《梁启超传》,感慨颇多。
2013-4-11 11:03 支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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