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蒋经国与台湾的民主进程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张铁志:蒋经国与台湾的民主进程

或许是出于对自身社会的失望或期待,大陆始终有许多人推崇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这些观点文章不是忽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党外运动的镇 压,就是即使认识到那些威权统治,但认为他在80年代中期“忽然”良心发现做出伟大决定。

2013年4月9日经济观察报上舒彤先生《蒋经国晚年的“宁静起步”》一文,基本就保持着这个观点,去理解蒋经国和台湾的“宁静革命”,但遗憾的 是,文章是去历史化的。

作者界定“宁静革命”的起步是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严,1988年宣布废除党禁、报禁。这可能是个误解。“宁静革命”的原意是指相对于其他政 治转型经验,台湾在整个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暴力和流血――除了极少数案例,如“王幸男炸弹案”,或者“林宅血案”――这包括了朝野双方的自 我约束。所以“宁静革命”必须被看做一个更漫长的过程,而非是蒋经国开启的。

而当作者提出正确的问题――“蒋经国的改革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之后,接下来的讨论却几乎没有论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党外民主运动对国民党政 权产生的压力,以致于做出这样的判断:对蒋经国晚年来说,维持戒严是最容易的选择,但他做出最不容易的选择――告别旧制度。

但事实却可能刚好相反,蒋经国在1986年前后做出的最合理的、成本最小的选择,就是进行政治改革。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说,威权统治者面对民间要求 改革的压力,会考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相对大小,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统治者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亦即当容 忍成本小于镇压成本,统治者当然会容忍反对力量,放弃镇压,实行改革来维持政权延续,而这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状况。

让我们回到历史。

要分析蒋经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历史事实:不过是在几年前的1979年,“美丽岛事件”,国民党政权逮捕大部分党 外运动精英,将其中8人施以军法审判。很明显,这是面对越来越壮大的党外民主运动,蒋经国要一网打尽。

然而,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美丽岛事件”并不能压制住70年代开始崛起的人民声音。当80年代的幕布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喊。

首先,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70年代更高,约为三成。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 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高票当选。“美丽岛世代”虽然 入狱,但“律师世代”和更多年轻人投入民主运动,代表党外已经重整出发,并确立了约三成的民意基础,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党外运动尤其更进一步组织化。1982年9月,再度提出竞选共同政见;1983年,不同派别分别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 会”。同时,1983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为29.3%,高于1980年的27.9%.1985年,两派共同成立“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 这已经是1986年9月正式组党的先声了。

除了政治组织,上世纪80年代台湾也有更多的“党外杂志”出现。这些杂志报导政治黑幕、社会不公,激烈批评政府,因此也屡屡遭到查禁。但总是会有 新杂志前仆后继地出现。政治之外,由于政治空间扩大,80年代也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尤其从1983年开始剧增:环保、劳工、消费者、原 住民、学生运动等等。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有三千件街头抗议事件。

民间压力之外,国民党机器也开始逐渐损坏。首先,从80年代初开始,蒋经国的健康就不断恶化。其次,国民党的统治也发生一连串危机,如1984年 的“江南案”引起美国高度不满,并对台施压,以及1985年的金融丑闻“十信事件”(作者注:导致财政部长下台)。更不要说蒋经国个人身体健康的 严重恶化。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压力。虽然台湾当局和美国在1978年断交,但是台湾当局仍然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而八十年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 年代,也给予台湾需要进一步革新的压力,来持续强化作为“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然,蒋经国并非党内最保守的力量。他确实希望透过小部份改革来维持国民党的权力,而不像党内其他元老如黄少谷、严家淦或军方的保守势力。如在 70年代初,他知道国民党政权开始面临危机,所以拔擢本省籍精英、推动“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来获取政权的新正当性,但这并不能满足社会期待, 所以出现“美丽岛事件”。而社会对民主的呼声在80年代越来越强大时,他才开始认识到必须透过更大幅度的改革来维系政权。

1986年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并容忍民进党组党。在民进党在圆山大饭店成立后的半小时,警备总部对蒋经国提出逮捕名单,蒋经 国回答说,“抓人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年,他也说出“我也是台湾人”。次年,他废除长达将近四十年的戒严令,进行部分自由化改革──但仍然没开放 更大幅度的国会改选,因为他要确保对政权的掌握。

可以说,蒋经国是一个看到民主化压力,知道无法逆势而为的聪明统治者。当然,这个“识时务”是区别他和其他专制者的重要差别。

我当然知道,大陆作者对蒋经国的过度肯定是因为另有期待,而非单纯地只是分析台湾历史。然而,如果没认识到统治者推动改革的真正原因,只是一厢情 愿地期待改革者出现,恐怕只是徒劳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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